筆桿下的戰場：高見順（上）

在日本現代文學中，高見順是個很重要的作家。他之所以受到文學史家的重視，並非僅因於創作大量作品，還在於從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歷史的真實片斷。換句話說，他的記述遠比官方歷史反映出時代的面貌，有些時候，甚至補充歷史隱而不提的聲音。當然，這裡面包括作家和普羅大眾的精神印痕。尤其，生活在戰時體制下，他們所紀錄的心靈細節，恰巧為好奇的歷史迷提供依循的線索。就此來看，相比於《高見順日記》（全9卷）日記體記述，乍看下，如文學史專書的《昭和文學盛衰史》上/下（文藝春秋新社，1958），不論是措辭筆觸，或者敘述風格，都較為接近廣義的文學隨筆的性質，因此，我們不必擔負閱讀過程中的微妙壓力。

高見順的文筆簡潔流暢，不做過多的枝節描述，藉機炫耀時髦的文學理論，而是扼要地進入題旨，忠實克制地回述自己的經歷。在其書第十二章「被徵召的作家」一文中，他提到1941年11月中旬，自己突然收到了一紙白色「徵召令」，感到驚愕不已。因為，那時候同儕們多半收到紅色「兵役單」，送交他手上的卻是白色的紙令。進言之，這兩種不同顏色的紙令，意味著兩種迥異的命運。儘管這「國民徵召令」在立法的過程中，有嚴重的反民主行為（當時，議會正在審議《國家總動員法》第四條「政府於戰時若需國家總動員，以敕令得以徵召我帝國臣民，完成總動員之任務」，一名氣焰跋扈的陸軍省中校，為了快速通過法案，喝斥質詢的議員停止發言），帶著惡法色彩的法令，但畢竟基於敕令451號，並於1939年7月7日頒布實施。

所以，高見順半開玩笑半認真似地告訴家人，「他們該不會要把我送進煤礦區幹活吧」。他很清楚自己的能耐，做不來粗重活，硬要他當礦工的話，絕對弄得灰頭土臉。他又想，像他這種只會寫小說「不事生產」的人，軍方會把他部署到什麼單位呢？就他記憶所及，隨著戰爭局勢升高，亟需擴大軍需產業，開始出現「人工飢荒」的詞語，也就是，面臨「嚴重缺工」的意思。按此時點來看，這紙徵召令的目的，顯然是用來精實勞動力的。想到這裡，高見順大感不妙，擔憂此後他沒機會寫小說了，在《朝日婦女》上連載小說，必須就此中輟，空缺將由其他作家補上，便打了電話給朝日新聞社，說明目前的情況。據接聽這電話的記者說，報社知道這件事後，為之手足無措。作家為報社撰寫連載小說期間，此時卻收到「白色徵召令」，報社有再大的本事，畢竟也猝不及防。他原先認為，政府當局原本就不喜歡像他這樣的作家，與其禁止他不得發表文章，不如祭出白色徵召令，將他送到部隊來得有用。不過，他知道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它徵召的範圍很大，並非針對性的限制。然而，可以確認一件事情，也許你可以知道誰收到了這種「白單」，卻無法知道徵召的目的，得知任何具體事實。

翌日早晨，高見順準備到「白色徵召令」指定地點「本鄉區公所」報到，在大森車站搭乘電車的時候，卻與同住在大森的小說家尾崎士郎不期而遇。尾崎說，他也收到了「白單」，正要去那裡報到。對此，高見順同樣深感吃驚。只是，他有著自己的矛盾，因為在文學立場上，他與前輩作家尾崎士郎（曾為日本文學報國會成員）的立場相左，現在他卻收到「白色徵召令」了。確切地說，1941年，高見順自爪哇島返回日本後，發表了「文學無力說」，尾崎士郎強烈駁斥他的觀點，這使他們之間原本的對立更形激烈了。對高見順而言，尾崎士郎為國家立場辯護的論點，成為當時主流的言論氛圍，但他不許自己默不作聲，至少希望尾崎士郎這位前輩不可誤解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