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誰的樟樹

進入這個嚴肅話題之前，讓我先回憶一段生活中的往事。因為，我認為藉由這樣的複合言述，才不致自陷於淺薄和突兀。

去年9月23日夜晚，強烈的梅姬颱風侵襲台灣，台北市遭到了這來自大自然界的反撲。深夜下工後，我奮力撐開的雨傘，低頭欠身經過中山北路一段，往回家的路上前進。那天，風雨的威力實在太大了，整支雨傘幾乎被徹底地翻開，很快就失去擋風遮雨的作用了。試想，在這危急的颱風夜裡，奔走的意志自然要壓倒無聊的閒情。不過，可能是我天生對於聽覺和嗅覺過敏，任何細微的雜味，一進入我的鼻腔，便約略可分辨它的來源。而那樣的強風大作，挺立在中山北路兩旁的行道樟樹，被吹得搖晃不止，葉子掉了滿地，但是我發現，有些折斷的枝幹裂口，卻散發出淡淡的香味，就算風雨交加阻擋，似乎無法抹掉這些受傷的氣味。對我而言，在我尚無機會看見樟樹被製成樟腦油之前，能夠聞到從其折裂傷口滲透出來的味道已經非常滿足了，儘管我是透過這種方式獲取的。另外，在半路上，我很幸運揀到了一小片樹皮，十五公分左右，拿在手上掂量，仍然有些濕重的。不用說，我把它當成上等寶物，置放在書桌旁，希望就此陪伴我。至少讓我有機會回憶那天夜晚的情景，在那樣的颱風夜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反過來說，我熱切地猜想，這塊被風雨撕下的樹皮，應該也很樂於用這種方法，向我透露歷史裡的祕辛。

2001年11月30日，講談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隨筆集《難以言盡的感嘆》，基於觀察和寫作的需要，我很快就購書入手了。這本隨筆集的文章，具體反映出大江的文學見解和政治觀點，尤其他長期以來對於日本天皇制度的批判。換言之，所有激進左派的追隨者，從大江的文學光環和文字當中，都能充分汲取到渴求的意識型態的養份。就我的閱讀經驗來看，其中的〈大正天皇的樟樹〉一文，很能喚起我相似的歷史性的經歷。他在文中提及他在沖繩「齋場御嶽」前看見的為慶賀大正天皇即位所植下的樟樹，這讓我想起在颱風夜的中山北路（日治時期昭和皇太子駐往台灣總督府的官道）上所看見的樟樹群，使我進一步思考，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同樣的樹種卻有著迥異的命運，無法抉擇自己命運的無奈。

在這篇文章中，大江敘述他於八年後重返沖繩的心境。他說，當地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看得出振興地方經濟的具體成果。不過，他關注的焦點，更多在於從那霸到名護的闊葉樹林，那個位於知念半島東側、幾可代表沖繩的森林景觀，早期琉球國王祭祀東方太陽的神聖之地---齋場御嶽就在那裡。按歷史來說，那片森林自明治政府施行廢藩改縣之後，已經遭遇過二次毀滅性的破壞。1899年之後，花了將近四十年土地重新劃定，這徹底改變了琉球王府時期的土地制度，還衍生出御嶽林被砍伐的混亂局面。爾後，美軍登陸沖繩的戰役中，美軍的艦砲幾乎把岩石山體的御嶽擊毀，茂盛的森林成了慘烈的禿山。所幸，在那五十年之後，現在呈現出這般茂盛的林相，似乎在證明樹木自我再生的堅韌本質，同時又得到崇拜祖靈的力量加持。借用文化人類學的說法，這片森林具有說不的能力，一種回歸自身的能力。

對於那片森林的復育工程，沖繩政府投入了諸多心力，於二戰之後，開始種植蘇鐵、木麻黃等等外來樹種。而當初，為了慶賀大正天皇登基大典栽下的樟樹，就植在寬敞明亮的齋場御嶽上。在日本的樹木文化史中，樟樹被賦予和承載著特別的意義，它與日本神道淵源甚深，並為國家認定的有用樹種。順便一提，日本的自然資源匱缺，因此在明治時期，民間集資設廠，由其提煉的樟腦油，銷往海外賺取外匯，那個時期「鈴木商店」還專程派員來台灣投入提煉樟腦油的事業。話說回來，大江寫到這裡，筆鋒一轉，其批判的力道仍然未脫離日本式的委婉修辭---在齋場御嶽這個聖地上，它與日本天皇的神話截然有別。毋寧說，日本天皇的神話，與琉球王國固有的神話是悖逆的，神聖女性聞得大君在那裡舉行「お新下り」。問題是，日本國的男性大正天皇卻在那個殊勝的地方，栽下為祝賀其登基大典的樟樹，這對於維繫那種祭拜傳統的人們而言，豈不是一種暴力的行止？」明確地說，其實大江真正的宏旨在於，他要批判這樣統治的歷史格局：薩摩藩併吞琉球王國以後，儘管彼時的琉球王國希望維持中日雙屬的模糊曖昧的外交策略，但作為外來政權的日本明治政府是不能容忍的。不但如此，還在琉球人的聖地上，植下他們奉為聖樹的樟樹，這種行為即是絕對的侵犯和暴行！在大江看來，為大正天皇植下的樟樹，終究只為突出權威者的「私利」，宣揚天皇的意志，卻與公共領域的福祉無關。

說到琉球人的身分認同，以及二戰後日本和美軍占領沖繩群島的各種糾結，需要很大的篇幅方能說出歷史的梗概。新崎盛暉的觀點很值得引述，他在《紀錄沖繩鬥爭》（亞紀書房，1969年版）說，「對於沖繩人而言，沖繩之戰的失敗，首先是被內化於自身國家的崩潰，其次才是對於美軍的現實敗戰。這一雙種失敗，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沖繩的戰爭責任問題、天皇制意識型態、國家觀念的批判問題等等，都必須從對於這一失敗的總結開始。」上述的見解，甚至可以這樣延伸，也就是，所有理解沖繩人的歷史困境的人，都應該在實證和歷史層面，向內省的世界進發。促成自我的深度探索，迎向人道主義的「懺悔」，這是一個思考內向性的過程。我們要在這表達中發現深層的問題。

大江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很巧妙地收束了大正天皇的樟樹的去向，回到最擅長的文學隱喻。他說，沖繩陸續出版了許多地理方誌，其中以知念村教育委員會的《齋場御嶽．整備事業報告書》最具歷史意義的特色。這部報告書有詳細的記載，美軍登陸攻占沖繩島，導致大量森林毀滅，其後，植種諸多外來的樹種，以及生長的變化，其最明確的理想性，即致力於使琉球王朝時期的森林原貌得到復原：在裸露琉球石灰岩和岩塊的山腰處，已有大片榕樹林----クロヨナ樹叢披覆，在岩頂上有蘇鐵和沖繩車輪梅，看得到グミモドキ、ホソバワダン遍生的植物跡影，其簡單的物種即古代以來的植物群落。有意思的是，在保林復育上，知念村採取這樣的方針，即植栽在齋場御嶽廣場前的外來樹種，加以保留不予砍除。因此，按時序的進展，那棵為大正天皇栽下的樟樹，將來就會被融入琉球的茂盛的林海裡。從這個視角說，大正天皇的樟樹在時間的感化下，必定要歸還給琉球王國和現代沖繩的土地，找到認同的身份，重新成為這片國土上的居民。

這是大江健三郎勇於批判他的母國日本，並為面臨於歷史困境的沖繩人民仗義直言的明證，至今讀來仍然令人感佩。可惜的是，他類似這樣的人道主義關懷，以知識人的良心批判，卻沒能指向試圖以武力併吞台灣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為曾經與琉球王國有過相似命運的台灣說幾句話。當然，這全是我的主觀願望，不可能改變他的思想分毫。不過，有機會的話，我仍然要重申表明，在去年的颱風夜裡，中山北路上那些被狂風暴雨吹折的樟樹枝椏、落葉，不管它們掉落在地，或者被拋向陰暗天空的彼方，在我看來，它們統統屬於台灣這片土地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