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與選集之間

就我購書和閱讀嗜好而言，比起精要的選集版本，內容齊全的全集更吸引我。因為這些是作家畢生的集成，最能呈現作家精神生活的各種側面，而且在寫作上，若有此需要的話，即使售價金額有點超出預算，占去許多生活的空間，為了避免追悔莫及，是不能讓它擦身而過的。我認為，購買這樣的全集，似乎還富有諸多樂趣和啟發：出版社怎麼籌劃、組稿、編輯和裝幀設計，等等。我發現，每套全集以說明要旨和編輯體例的卷首語，及其敦請該領域的專家撰文的小冊附錄，增添全集的豐富性，同時潛移默化地改變我的寫作架構和策略。

以岩波書店出版《森鷗外全集》（全38卷），可謂煌煌巨冊的壯觀，以其規模來說，一般讀者和捉襟見肘的學生們，可能啃不下這套書，也沒有應然的必要，它適合放在專家和研究者的几案上，細火慢燉般的翻閱查考。然而，在此，一個矛盾似乎擋在我們的面前，出版社既然事前已預估這套書銷路不佳，僅屬於少數人的書籍，為什麼要賠本出版？這個明知無利可圖，卻如其所是，行所當行的作為，意外地成為重度書蟲和寫作者最感震撼而溫暖的福音！在日本經濟增長的年代裡，文學全集曾經輝煌過，光耀過以書為榮的日本家庭的客廳和書房。如今，全集的出版乏人問津，出版社並沒有完全退卻，仍然推出小型的全集或精要的選集，那種版型簡樸攜帶方便的版本，售價也很公道，由此充分體現他們對於大眾讀者在精神與物質方面的需求。

按日本出版年史來看，一九八○年代以後，隨著主編者長年的考證研究、日益精進的挖掘，日本出版社在編輯和刊行個別作家全集方面，不但有長足的進步，編輯內容更具嚴謹性，而這就使得全集的卷數增多起來，自然具成大部頭的規模。如此，投注的人力、物力，想必非常龐大，在書籍的定價上，自然不斷地往上攀高，一時很難調降下來。當然，所謂的全集，必然是重中之重。《宮澤賢治全集 校定本》全15卷（筑摩書房）的出版，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堪稱刊行全集的楷模。然而，它終究有著完美的遺憾，讀者捧讀在手上，畢竟有沉重的負荷。

值得一提的是，約莫與《森鷗外選集》刊行的同時，岩波書店又推出了《夏目漱石全集》（全35卷），與一九六○年代中期的版本相比，這個版本不但重量輕些，也攜帶方便，贏得廣泛讀者的喜愛。據書誌專家紀田順一郎說，這套全集在絕版之後，進入龐大的古舊書市，同樣可以賣出好價格。若有這樣書友的支持，它們還有可能再版問世。或許，有這樣的根源可考，我們就能夠解釋，為什麼我們在日本的電車或公車上，看見乘客們手上展閱的書籍，多半並非厚實的精裝版，而是小巧實用的袖珍型書籍的理由了。

進一步地說，像夏目漱石這樣家喻戶曉的作家，其作品至今依然蔚為風潮，因此，讀者對於全集亦會增多起來。初版原本只有十七冊（含小冊附錄共18冊），於讀者而來，負擔減輕不少。一九七七年，睽違半世紀之久，重新出版《坪內逍遙全集》（全17卷）復刻版，在舊版的基礎上，又增補了二冊，以現今書市冷清的情況而言，以後恐怕連如此規模的復刻版都將難以實現了。儘管閱讀人口逐漸流失，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日本出版界，仍有具體的成果。例如，出版《大佛次郎 時代小說全集》全24卷（朝日新聞社）、《椎名麟三信仰著作集》全13卷（教文館）、《第二期 有吉佐和子選集》全13卷（新潮社）、《池波正太郎作品集》全10卷、（石川三四郎）全8卷（青土社）、《大宅壯一隨筆集》全6卷（講談社）、《小泉八雲作品集》全3卷（河出書房新社）、《小林勝作品集》全5卷（白川書院）、《芝木好子作品集》全5卷（讀賣新聞社）、《土居光知著作集》全5卷（岩波書店）、《夏樹靜子自選傑作短篇集》各全1卷（讀賣新聞社）、《德永直短篇選集》全1卷（德永直文學碑同好會），以及《西脇順三郎 詩與詩論》全6卷（筑摩書房），雖然每次未必都有早期全集紛出的大格局，但其出版業同樣持續推廣文學書籍的出版，關注嚴肅文學的生與死。

就此而言，作為出版編輯人，在一生當中，若有幸參與全集或選集的編輯事務，應該說是莫大的幸運和榮光。試想，浪漫的想像一下，當你編輯的全集（選集）作品，出版後立在書店的櫃架上，某種意義上，那些齊整的書背即代表作者的墓碑，雖然所有權不是歸你（編輯）所有，可你從頭至尾都參與了開工和落成，這樣的精神同樣使人由衷感佩。自我陶然地說，不管在全集與選集之間，作者和編輯都發揮著重要的功能，因為他們比誰都努力地展現出艱辛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