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貧窮孤獨作為一種商品

這件事情，之前我似乎已經談過，但這次我要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同一件事情經過半年「發酵」，卻有不同的解讀與感悟，權充為一種自我思想的更新。

去年初夏，我們往回家的路上經過台北車站與連接高鐵站的通道時，遇見了一個有社會學意義的現象。那時候，正值午餐時間，我順便到販售鐵路便當的攤位，嚐試這馳名已久的便當有何特色？我們快速買了兩個雞腿便當，準備轉身離去，這時，傳來了韓語的對談：一對年輕情侣（夫妻）拉著色彩鮮艷的大旅行箱，正站在便當攤位斜前方，商量買什麼口味的便當。這光景引起了我的關注，便駐足觀察一下。約莫兩分半鐘後，韓國女觀光客買了兩個便當，回到男伴面前，簡短交談了幾句，就往其他方向走去了。青春活力的韓語消失後，接著傳來了日語頻道，按外表和年紀推想，應該是一對中年夫妻。可以看得出來，太太對於台灣鐵路便當很感興趣，便興沖沖地往熱鬧的攤位走去。沒想到，丈夫卻在其背後，說了一句「百円だよ、百！」把它翻譯成中文，意思是「這便當要100元，不便宜呀！」當下，太太的反應很賢妻良母，丈夫加重語氣的提示下，使她只好收回腳跟，回到急欲起步的丈夫身旁。或許，我因為懂得日語和那位先生奉行節儉的情懷，當下，不由得感嘆起來：錢包薄弱的人，有時想吃個豪華便當卻只能打消念頭了。」

 

這個意外的社會觀察，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日本社會直面的問題。例如，貧窮與孤獨，我相信，它們的積重難返一直困擾著日本的社會學家，而社會學家就必須不斷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消解這樣的難題。這的確是實際的層面，而其他行業如何應對？同樣的社會問題或現象，它可能轉變成另一種商業機會？也就是，時下流行的說法：行為經濟學？從現實面來講，我後知後覺發現的行為經濟學其實早已在日本社會繁盛起來了。與藏富於民的台灣人不同的是，在洞察先機的日本商人看來，日本國民（年輕族群收得越少）越是貧窮，越害怕孤獨的糾纏，各種可消解此症的商品活動和廉價商品就更加蓬勃發展起來。

 

進一步說，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許多人失業收入銳減（日前報載有17名美國職業摔跤明星因景氣不佳遭到了解雇，體格壯碩的勇士沒有收入只能徒乎奈何）。確切地說，由於上述不可抗的因素，他們原本手頭積蓄（或年金）少得可憐，而廉價商品的大量湧現，就是臨近貧窮線上的大好利多。這種物品供給與流通形成了一種「平凡的奇蹟」，對經濟弱勢者而言，其心情如同在浮沉中看見閃光的救命稻草向他們漸漸飄移而來那樣欣喜。我甚至認為，上述廉價（舊衣、便當）商品的提供，對經濟弱勢者貢獻頗多，（當然，其反面即涉及血汗工廠的矛盾與殘酷事實）。不過，如所有國家都有各自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一樣，要徹底決定它們並不容易，但正因為這問題不容易解決，更需要大眾媒體（出版業）持續不斷報導貧窮與孤獨的議題，否則像我這樣的讀者就不知從何入手了。（2025年6月6日）

 

 

延伸閱讀：

 

中藤 玲《安いニッポン「価格」が示す停滞》（日本経済新聞出版本部，2021-03）

三浦展《孤独とつながりの消費論―推し活・レトロ・古着・移住》（平凡社，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