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2日 星期日

 作家的功課

太宰治於19451-2月完成了以青年時期魯迅為主角的長篇小說《惜別》,為其創作生涯邁入了新的境界。在創作這部作品前,太宰治做了許多功課,熟讀魯迅專家小田嶽夫的《魯迅傳》和相關資料,還實地前往周樹人當年就讀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考察。不過,另一名魯迅專家竹內好,卻嚴厲批評《惜別》是失敗之作,扭曲了魯迅的形象,說它終究是太宰治「自我滿足=沾沾自喜」的作品。對親中派的竹內好看來,太宰治所復刻的「魯迅像」,遠遠沒有達到他對魯迅的推崇和高度。對此觀點,我有不同看法。太宰治以作家的角度,重現魯迅的青年生活形象,不可避免地帶有其情感理解與轉化(變形),因為這是小說創作,並非考證史實的魯迅傳,根本不必符合所謂魯迅專家的「價值審判」。一部小說問世,它即是嶄新的生命體。在我看來,《惜別》的誕生就歸於太宰治的文學世界所有,評論家從什麼角度論述批評是他們的自由,就算作者生前得知,也不必為此耿耿於懷。

說到日本作家為創作小說付出努力,真的是各異其趣。根據研究資料指出,川端康成寫作長篇小說《淺草紅團》(1930)之前,做了兩三年調查,蒐集閱讀許多資料,致力於在小說中具體重現日本大眾時代及其社會面向,這展現出小說家埋頭苦幹的精神。與此相反,谷崎潤一郎的《痴人之愛》(1925),沒有做什麼調查,很快就完成了。畢竟,這是小說不是傳記,小說家的感性不讓位於傳記作家的理性。以非主流的角度來看,一個作家與其渴望得到文壇大師們的認證,不如埋頭持續創作來得踏實穩當。(20201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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