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的發明（閱讀日本史札記-1）

日本歷史學家論述德川幕府倒台以及明治開國之時，總是把這個改變歷史方向的關鍵因素，指向了來自西方列強的「外部壓力」，亦即「船堅炮利」的催化作用，使得鎖國的日本被迫打開門戶，回應這股重商主義的挑戰。在歷史進程上，既然有「外壓之說」，相對而言「內部壓力」的事實，同樣為不可繞開的命題，只不過，隨著論述視點的偏重或轉移，它漸次發揮潛移默化的力量，進而形塑一般讀者對於歷史的認知，而最後讀者便成為這種史觀的支持者，守護著他們信以為真的歷史。

為了證明歷史主義的作用，我們不妨把目光推向1859年，那時正是德川幕府最為艱難的時刻，必須在鎖國與開國之間做出抉擇。這一年，德川幕府向俄國、英國、法國、荷蘭和美國等國家，開放了神奈川、長崎和函館三個港口，至此200多年的鎖國終告結束。按歷史學家的說法，當時，在德川幕府看來，外國勢力迫使通商的壓力已無從迴避了，而且，要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不再可能，更無法以此作為有效的外交政策，因此若繼續堅持鎖國，整個日本將遭到西歐諸國的圍攻，而導致日本全國滅亡。

圍繞這個問題，全國輿論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攘夷派」，主張打退外國的艦隊，一如既往繼續鎖國，另一派是「開國派」，認為這種強硬政策對消除技術差距毫無用處，反而使國家面對技術差距而處於危險境地，應當即時開國。所謂的技術差距，是指日本與西歐之間的造船技術，幕府晚期既害怕於這個嚴峻的落後，在潛意識裡亦有對於西方「黑船來襲」的恐怖心理。最初，幕府高層和知識階級都站在保守的「攘夷論」立場。後來幕府必須收拾局面（外部壓力），不得不實行開國政策之時，卻也因此導致原先找不到出口的內部壓力更形激化，進而加劇了以下級武士為主的排外主義的知識階層和幕府之間的對抗。在「攘夷派」之中，有各種不同的論點。當然，有視西歐各國為仇敵的激進武士，有單純的國粹主義者，也有像吉田松陰（1830-1859）那樣的務實的攘夷派，承認西歐的國家實力，也考慮到開國的必要性。但是，他堅決反對西歐列強的做法，不應以武力方式壓迫日本開國，必須先維護日本國家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