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一場體面的葬禮----日本戰後文學對決（1）

評述《近代文學》與《新日本文學》這兩份文學雜誌從同屬陣營到針鋒相對的經過以前，我們有必要回溯戰後派文學的背景和形成，因為獲得這種基於歷史經驗的視野，將使我們較能深層面地看待因論戰延伸的問題，至少這較具意義的回顧可助我們避開斷章取義的危險。 

眾所周知，日本以1945年8月15日的戰敗為契機，其整體社會的構造都產生了很大的變革。首先，戰爭時期的領導階層陸續遭到了政治清算，包括那些積極協助戰爭的支持者。而與上述情形相反，戰爭期間消極抵抗或者沒有發言機會的年輕世代，都在戰後的言論空間中獲得直抒胸臆的勇氣，幸運地為自己造就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個時期，日本的戰爭體制和威權絕對的思想已被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摧毀和掌控，隨著美國大力推動民主主義思想以及社會改革的演進，許多政治思想犯被釋放，日本共產黨合法化和重建，無不震撼著知識人和平民大眾的心靈。作為思想與智識代表的作家們，他們的文學創作自然在這股民主思潮中誕生出來，並開始用重獲自由的筆觸表述自己的觀點。

另一方面，新聞業在這種自由環境中迅速崛起，許多發表文學作品的雜誌紛紛創刊和復刊，其中主要為《新生》（1945年10月）、《新潮》、《文藝首都》（1945年11月）、《早稻田文學》（1945年12月）、《中央公論》、《改造》、《世界》、《人》、《展望》、《近代文學》、《三田文學》（1948年1月）、《新日本文學》（1946年3月）、《群像》（1946年10月）等，可謂充滿活力新生的年代。

《近代文學》雜誌於1946年1月創刊，到1964年8月停刊。創辦開初共有七名成員：山室靜、本多秋五、平野謙、埴谷雄高、佐佐木基一、荒正人，以及小田切秀雄。儘管，後來平野謙發表了〈政治與文學〉文章，小田切秀雄不認同其觀點退出了同仁。但是1952年7月—1953年6月，《近代文學》同仁增至了31人之多：野間宏、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彥、加藤周一、花田清輝、大西巨人、椎名麟三、梅崎春生、武田泰淳、安部公房、島尾敏雄、三島由紀夫等作家；有這些名作家的加持，很快吸引著同世代優秀作家的投稿，成為日本戰後文學最大的陣地。正如每個時的代風潮那樣，都有其時代的精神印記，這些共同創刊《近代文學》的年輕評論家，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思潮，在戰爭時期就堅持自己的觀察方式。他們很早就戰爭責任、轉向問題、政治與文學、主體性、世代論、近代精神等展開熱烈的討論，甚至對於舊馬克思文學和樸素的日本現實主義同樣予以嚴厲地批判。他們對於文學被歪曲感到憤怒，讚揚具有戰後主體意識的文學作品。荒正人在《近代文學》創刊號〈同仁雜記〉中，即提出了慷慨激昂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