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短篇小說選評述----一部社會史（2）

〈後退青年研究所〉----大江健三郎（下）

正如上述，我們熟知大江健三郎的創作手法，他總是把對於日本現狀的批判和諷喻，隱含在乏味而饒舌的敘述中。儘管如此，最終他仍會不自覺顯露出來，藉由小說主角「我」，間接呈現出那個時代知識青年的閱讀傾向，而這個從虛構中提煉出來的真實，意外地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線索。在小說中，由於來此機構受訪的大學生人數銳減許多，以致於老闆戈爾遜沒事可做，簡直清閒得發慌，焦灼地在辦公室裡轉來轉去。這時候，只有那個兼職不愛說話，甚至從來徹底保持沉默的女大學生，依然保持冷靜端坐在桌前，閱讀著袖珍本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因為在那個嚮往社會改革的時期，日本的女大學生們對於羅曼羅蘭和毛澤東的理論為之著迷。顯然，這不僅是女大學生的精神食糧，連冷眼旁觀的「我」都不禁對此書目感到興趣。就此推論，大江拐了個折彎，似乎要把一九六○年代日本知識人的閱讀氛圍，以小說的形式送入我們的視野中。

不過，應該說往下的情節發展才是他的旨趣和意圖：那些理想主義的挫敗者不上門來，不透過敘說自己為何被沮喪退卻擊敗的過程，該機構負責人戈爾遜就如同失去社會科學基礎的支撐，這是多麼不利的處境。在後文中，難怪「我」逆轉立場，形容戈爾遜先生並非深淵的擁有者，而是最早被吸進這個現實世界的深淵裡的墮落者。至此，「我」在精神上似乎占了上風，但是其實不然，「我」仍然把自己推回到自虐的境地，批評在二戰後承平時期裡，「我」竟然不務正業，幹起這種不三不四的差事，內心充滿著苦悶與自我厭惡的情緒。熟悉二戰日本史的讀者都知道，大江所謂「我」幹的不三不四的差事，即那些於美國占領日本時期，為美軍賣力做事的日本人。對大江的「我」而言，那樣的行為絕非是榮光的化身，反而成了一種摩肩壓擔似的卻無力回擊的受辱感。而他這樣的思想，當然不與站在其對立面的擁抱戰敗的日本民眾為之接軌。

可出看出，「我」受制於這種複雜心理，但又很快察覺情勢有利，不如藉此機會懲罰一下，生活在「我」的母國的土地上，但卻有權支配「我」的美國人。「我」開始發揮虛構的本領，虛構受訪人物的精神歷程，運用套招說項的方式，來滿足「後退青年研究所」迫切的需求。進言之，在「我」看來，這個做法具有雙重效果。首先，它可應付受訪案件的危機，並為自己的工作權解危；其次，更重要的是，「我」虛構的方法恰巧用來貶抑君臨日本之地的美國勢力。這一石二鳥的巧計，在某種層面上，撫慰了「我」和「日本國」挫折的靈魂。

具諷刺意味的是，以冷靜頭腦研究社會科學的戈爾遜先生，竟然相信「我」的提案，把眼前的「以假為真」，當成基礎研究的範本。他對於「我」拼湊出來的十個受訪者，態度認真地做了訪談。尤其，他對於第七個表演者A君的經歷興趣盎然，並認為這個A君即典型的「後退青年」，其理想受挫的心靈史，即GIO調查的最大收穫。之後，新聞媒體甚至引用了這份受訪資料，報導A君成為「後退青年」的經過。表面看去，「我」的做法取得了勝利，但這個偽假資料，卻給A君帶來了災難，所謂的弄假成真。代號A君的左翼大學生，他原本是日本共產黨東京大學支部的成員，因此被懷疑為政府臥底的特務，遭到監禁和無情拷打，小手指頭第二節關節被切斷，最後甚至遭到開除黨籍，連其女友也離他而去。

雖然，A君後來主動向警方提供學生運動的情報資訊，但是警方認為，A君已經離開學生運動，其情報沒有多大價值，當密告的特務也沒資格。這個弄假成真的經歷，反倒讓A君成了不折不扣的精神挫敗者，只是這非他所願。大江用這巨大的嘲諷做為小說的結尾，頗有向轉向者取笑的意味。大江甚至藉由那個打字員兼口譯的女大學生的突然辭職，即在傳達這種沉重的悲憤----她打從心底瞧不起那些青年，那些充當不正直的偽善者。但在現實上，有文學研究者調查指證說，大江曾經為日本共產黨的黨員，面對這樣的指控，大江在公開場合上卻從未正面回應，沉默依然是他最佳的回答。總括地說，大江詭奇地批判了日本青年的「後退」（精神、心理層面）現象，試圖喚回左翼為尚的努力並沒成功。毋寧說，這是以失敗告終。其中很大原因在於，批判者在譴責對手因不堅定而使理想退敗畏縮的同時，儘管自身立於這敘述的主場優勢，但看到無法取勝戰局自己亦臨陣退卻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時代的知識人在抵抗內外強權壓制之前，似乎先要戰勝自己的良知。或許良知永遠無法戰勝統治者，但是其正直的影響力，絕不容許任何人輕視或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