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短篇小說選評述----一部社會史（2）

〈後退青年研究所〉----大江健三郎（上）

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仍要不厭其煩地指出：閱讀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你必須有充足的耐性，並深諳日本語的特性，否則很可能花費很大的心力閱讀，其結果仍是不知所云。在日本大眾文學中，這種情形並不多見，但大江健三郎刻意用西式語句的純文學小說，以其思想內容優先於故事情節的寫法，就如同在我們的視野前面築起了高牆，彷彿在說，你有辦法讀懂是你的本事，若無法讀透小說的奧義，最終只證明自己的淺薄。進言之，他對於嚴厲批判日本戰後的親美體制，後來以反對天皇制的言論聞名，但在其初期作品中，他終究善用和依循日本的語言傳統，由歷時社會規定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說，他出於自身安危的考量，堅信認定的語言策略，他運用了一種由不直接指涉，或者由此創造出來的話語空間，如此一來，當危險逼近的時候，它就可以進入這個庇護場所，用多重解釋的說法為自己辯護脫身。

例如，〈後退青年研究所〉開篇處，其文句之晦澀冗長難懂，足以嚇得閱讀原文與譯本的讀者，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打退鼓，應該撥開眼前這場刻意營造的濃霧，直搗他的話語深處。這部大約八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說，用抽象的隱喻作為起點：「黑暗的深淵在這個世界到處張著大口保持沉默。現實世界向遍布各處的深淵漏斗狀地傾斜，因此對傾斜敏感的人會不知不覺或者有意識地順首傾斜下去，墜入深淵黑暗的沉默之中，從而體驗現實世界的地獄。」在小說中，他用第一人稱的「我」為視點，敘述日本青年的思想荒謬與崩塌的起源。當我們克服了開篇的挑戰，他才願意在接續「我」的主敘中道出大意：「我曾經像地獄守門者站在一個黑暗的深淵邊上，我所體會的對滑入深淵的漏斗狀傾斜的敏感，是指那些在政治上抑或思想上遭受到挫折的青年、心靈受到創傷的青年。當然，在他們多數人當中，其身上亦有傷痕。」

我們按著這個語序閱讀下去，該小說的情節發展就開始緩慢前進了。我們先理解此小說的概要，再回頭探討這個文本的意圖。小說〈後退青年研究所〉中的「我」，在駐點東京大學附近由美國社會學家負責的研究機構裡打工，該公司正確名稱為「戈爾遜咨詢室」，簡稱為GIO，只有三名員工：美籍老闆戈爾遜、一個打字員兼翻譯的女大學生，以及作為敘述者的「我」。這個研究機構主要工作，在於調查和蒐集日本青年於精神心理方面的受創行為，然後將這些訪談的資料彙集，送回美國總部統合分析。該公司的空間不大，而且訪談的對象，以精神受創的青年為主，於是「我」便戲稱它為「後退青年研究所」。確切地說，這裡的「後退」，並非我們習以為常的意思，而是戈爾遜為了降低受訪者的心理衝擊，轉折而刻意模糊的提問。就這個角度來看，當所長詢問青年「你為什麼『後退』了？」的確比「你為什麼變得『退卻、畏縮』？」來得容易進入話題。換句話說，這名三十歲的美籍社會學家，同樣深諳日本語的奧妙，不採取單刀直入，以多給對方轉圜的餘地，並從中得出他需要的真相。由此我們不得不在文字背後贊許這個美國的日本專家的本領，以致於他者的「我」，有時候在某種層面上，都像那些來此受訪的精神淪喪者一樣，變得憂鬱苦悶起來，暗自舔著自己的傷口消磨時光。

然而，這些被美國社會學家視為精神挫敗者的日本青年，甚至包括在此打工的「我」（可能他沒意識到），其提供給戈爾遜的訊息，無疑是有重要價值的。據戈爾遜所述，這個計畫若進展成功，對於他的前途出路極為助益。他將在這個成功的業績上前進，調往南韓和臺灣繼續從事這方面調查研究。不知道大江是否基於真實材料創作這部小說，或者混摻慣有的編造，在這部小說裡，出現了三次「臺灣」的名詞，這對於我們認知的以左翼作家思想自豪、政治立場傾向中國的大江而言，這個「臺灣」地名的出現，似乎暗藏某種政治玄機。但是我們若往下追問，終究亦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因為他並未明白具體指出「臺灣」的政治處境，頂多只能推理大江的文脈語境：「在他看來，在二次大戰以後，無論是日本或者臺灣的政治體制全在美國的支配下。」這個隱微而不顯白的政治暗喻，經常被中國官方和臺灣自詡左統的論者所渲染利用。儘管上述的激進主義者，巧用借拿大江的小說文本充當利器，但不損及大江的思想立場，他似乎用沉默作為回答。（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