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一場體面的葬禮----日本戰後文學對決（2）

如果說「聖戰」文學，輕易地即能把以前的報導文學及其評論改頭換面，那麼我則深信它所留下的荒地，最終化為寸草不生並被冰天雪地覆蓋。我們需要的是，徹底自由尊重藝術的政策，需要以藝術為尊的重生，那時必能誕生出不遜於原子彈般的威力的卓越文學作品。從本質而言，那個時代能否產生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它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我們讓文學藝術的園地百花盛開吧！

進一步地說，戰後派文學的特徵在於，拒絕舊文學的繼續浸染，並堅決與之訣別，試圖為其文學自身找到新的生機。在這一點上，他們標舉的文學精神與那些重返文壇的老文學家們迥然不同，他們不認同老作家們的作品----帶著無產階級文學的色彩，而且未完全擺脫教條主義的纏繞，與那些思想刻板的作品幾乎處於相同的層次上。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荒正人以熱情迸射的筆觸，陸續於《近代文學》刊物上，展現他堅持的文學主張---〈誰是民眾？〉（第3期）、〈終末之日〉（第4期）、〈敗犬〉（第7期）、〈三個世界〉（第8期）、〈文學性的肖像〉（第9期）。在〈第二青春〉（第二次復興）（1946年2月 第2期）文章中，既是對於平野謙的〈政治與文學〉一文的呼應，並在這個論點基礎上，對於壓抑和蔑視人性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批判。

在此，我們若要知道正人的筆鋒所指，不妨將壺井繁治發表於日共機關刊物----《新日本文學》創刊前所發行的《創刊籌備號》上，他在該封面刊登的詩歌〈致大海〉，以及宮本百合子的〈歌聲啊，響起來吧！----新日本文學會的由來〉頗有歷史性的宣言一起併讀，就能更明瞭他們之間文學主義的迥異了，以及後來這場文學對決或戰火燃起的背景。在荒正人看來，壺井繁治在詩作中高揚的「迎著狂風駭浪/這樣的出航、需要準確無誤的羅盤針……」，的確，壺井繁治作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鼎盛時期，也就是第一青春（首次復興）時期的詩人，於二戰後毫不猶豫地所持「準確無誤的羅盤針」出航，應該算得上勇敢的志向。然而，多數的普羅作家終究沒能擺脫貶抑人性，以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為尊的僵固思想。稍具理論性地說，他們放棄個體意義上的自由、公民自由和主權自由，交給挑他性的極權主義決定，即便最終得到發表文章的自由，但那卻是卑微而無能的自由。一旦服從這個做法，他們就成了小林多喜二的小說〈為黨生活的人〉中，那種只屈從於另種形式的專制權威，但卻引以自豪刻意忽略這實質可怖的精神困境了。就此角度而言，信仰民主主義文學的荒正人等作家們，當然要群起批駁，因為高度理性和自覺的作家都要反對它。

這兩份文學性的雜誌，儘管初期階段彼此保持警醒的距離，克制地不向對方發動思想的戰火，但其本質和主張不同，原屬於日共陣營的作家中野重治就開始反擊對手的論點了。中野重治在《新日本文學》（第4期 1946年8月）發表〈評論中的人性〉（-1）一文，批判荒正人和平野謙的見解謬誤，說他們「竟然用人性的角度來看待政治，這樣評論家只會使己落入毫無根基的空想。而且，在這不利的條件下，他們能做的就是力圖挽回日薄西山的民主主義的文學運動罷了。」由此撰文的措辭看得出，中野重治反攻的力道。之後，他又陸續發表〈評論中的人性〉（2-4）文章，追擊駁斥荒正人等的論點。面對論敵來勢洶洶的攻擊，銳意正發的荒正人仍然不見退讓。不過，這文學團體間的筆仗，卻意外地引來了同時代作家的不滿，而加入愈見尖銳的戰局，作為《近代文學》同仁的加藤周一，這次卻執戈倒向了同陣營的平野謙。加藤周一在該雜誌發表了〈利已主義者〉一文，批評平野謙的〈政治與文學〉，反對其「……要顧全自己的生存權，就應該徹底掙脫小資產階級的習氣，堅持自己的主張！然後直起急追近代性的腳步……」，支持中野重治的相反論點的正當性。在那以後，這種立場截然相反的針鋒相對並未消退，甚至加劇了文學團體內部的分裂。

1950年11月，《人民文學》創刊，主要成員有藤森成吉、江馬修、德永直、岩上順一、野間宏、安部公房等。這份刊物主要以工勞文學為核心，頗有超越日共所高揚的無產階級文學。果不其然，擁戴《新日本文學》的作家，抨擊《人民文學》走的是庸俗的群眾路線，《人民文學》則批判《新日本文學》倒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持。事實上，在此之前，針對分別發表在《新日本文學》上的兩篇文章----島尾敏雄的〈小小的冒險〉和井上光晴的〈未寫就的一章〉所展開的論爭，已預告著這兩個文學派別終將分道揚鑣的徵兆了。經由這樣的纏鬥，彼此的戰力不增反減，例如《新日本文學》只有西野辰吉、金達壽、山代巴等新作家，而《人民文學》也欲振乏力。直到1952年3月新日本文學會召開第六次大會之時，這兩派的對立才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