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文學思想的批評   

廣義而言，日本自古以來就具有文學批評的傳統，最早的文本可以回溯到10世紀的《古今集》，在該序言之中即展現出對於詩歌的釋義。而成書於11世紀的《源氏物語》，作者紫氏部更是藉由其中人物之口來評述各種史話。進一步地說，和歌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已累積出許多頗有份量的注釋本，包括之後的連歌、能劇、俳句等文學體裁，隨著其作品的出版和傳播同樣激發注釋者與評論家的探索，這些歷時的文本所形成的影響力，如夜露般地滲透到日本的生活意識裡，並產生不同的回響與力度。以荻生徂萊（1666-1728）為例，他堪稱是日本18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批判德川時期武士墮落和商人惡德無義，德川幕府不但不引為鑑戒，甚至以此方式維護政權。然而，荻生徂萊對此弊害提出的觀點，後來被德川的政教們吸引，並將這精到的見解打造成批判的武器，就此意義層面來說，其實荻生徂萊的政治批評並未中斷消失，反而由那些與他懷其同樣見解卻無力撰文的改革者熱忱的延續下去。與思想激揚深刻的荻生徂萊比較，本居宣長（1730-1801）幾乎把其熱情和精力傾注在古典文學的注釋和研究上，努力排除來自中國的儒教思想，獻身似地鞏固日本的國學思想基礎。儘管如此，他在文學方面，有著卓越不凡的鑑賞力，他對於日本文學的考察，至今仍不失精要的光彩。

隨著時代的推移，來自西方的各種文藝新思潮快速進入日本明治時期的作家的視野中。所有渴望新時代來臨的作家，無不愉悅地迎接著這些新奇有力的精神資源----文學批評原理。例如，原本以仰慕本居宣長的作家----坪內逍遙（1895-1935），為了吸納和傳播這些西方的批評思潮，所撰寫理論性的《小說神髓》，無疑即受到歐洲文藝思潮影響的產物，從那以後他更熱衷於歐洲文學的提倡。事實上，概括來看明治維新（1868）以後，約莫百年期間各種類型的文藝批評，可謂百花齊放似的出現在讀者面前，有的發表在學術刊物上，有的是專門的研究，作家之間針鋒相對的觀點後來都有結集出版。這些爭論的對象範圍很大，從詩歌、散文、民間故事、兒童文學和大眾小說等等。為了精要並掌握那些批評現象的奧義，我們或許可採用時代劃分的方法，也就是以明治、大正、昭和的年代，進入我們要考察和辨證的領域。而這樣的做法顯然對我們有益，因為透過這種回顧歷史的審視，我們得以知道讀者的審美或價值判斷，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是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進而被型塑和確定下來。若能做到這種程度，我們作為外國的閱讀者，就不再是隔岸觀火，不再被冷漠拉開距離，而是獲得某種身歷其境般的真實存在。

在精神氣質上，或許日本作家與德國人有些相似。日本近現代的文學批評中有個顯著的特徵。同為爭論者的雙方，可以針對或圍繞一個問題，連續花費幾個月在文藝雜誌上展開唇槍舌劍的攻防。他們為捍衛自己的觀點而奮戰的精神，委實令人佩服和尊重。還有更奇特的意外。上述這些精神火花也促成了出版業界的發達。在反應敏銳的編輯看來，這可是絕佳的商機，何不將這些爭論與批評結集出版？於是聰明的編輯，將此文章按其主題輯成數卷本的評論集出版。另外，還有個值得觀察的指標。或許這是日本特有的現象。換言之，這些爭論的文章多半是文學方面問題，像「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功過，但更多的是意識型態之爭。諸如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它們之間的嚴肅性，以及若為文學作品，就應該發展正向的意義，以此克服時代的危機。而若關涉到共同或社會全體利益，作家應該捨棄個人之見，成就整全的大我。

然而，在這以批評為武器的文章修辭中，似乎先天性地存在著不可迴避的弱點，要說罩門或不足也無妨。因為所有參與爭論批評的作家，其使用和援引的語言概念，幾乎全來自西方經由翻譯而得，有些概念找不到相應的日語的語境對應，或者更貼切的意思。遇到這種轉譯上的困境，必然就得另造新詞加以因應，而每個譯者的譯法未必相同，造成語意的歧異更是履見不鮮。這似乎是每個時代所有的局限。因此，包括以日語為母語的日本人在內，我們在閱讀1935年左右諸多評論性的文章，尤以帶有西方評論術語的文章，其旨意是不容易讀得通透。那個時代所湧現的超現實主義作品、達達主義的創作，確實引起了時髦的旋風，但對許多日本讀者而言，可說不知所云。這是因於外語翻譯引進日本本土所造成的，它除了阻礙意思的通達，還造成了用語的模糊性，使得使用者和讀者幾乎無從抗拒地掉入了這模糊的空間。另外，還有個因素使得那個時期的日語，不得不陷入曖昧的語境之中。在1935年信奉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作家們，為了躲避政府當局審查的整肅，不給自己帶來牢獄之災，他們在用語上極為謹慎，甚至刻意使用模糊的修辭來表現，為原本應該清晰的語言戴上安全帽。或許出於歷史的反諷，那些為閃避政府的書報審查刻意的含混，後來卻博得當時的大學生以及知識人的青睞，他們交談之際借用這些批評家的抽象性修辭，從中分享因模糊語意帶來的自由，同時亦趕上新時代的潮流。

最終，還必須補充說明，上述文學批評因於回應時代的要求，同時帶給讀者新時代的氣息，自然贏得多數讀者的認同，即使有些讀者不解真正的含意。其後，座談會的形式，又擴展出書面形式的文學批評的傳播。首先，一般讀者樂於接受這種討論形式，透過這種方式可以知曉更多文學底蘊。其次，參與座談的批評家們，順從座談會較為輕鬆的氣氛，克制使用艱澀難解的術語，以淺顯易懂的語言表述自己的文學觀點。座談會結束以後，文稿付印之前，談話內容都經過與會作家刪改增添和潤色，直到文稿達到完善為止，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有此愉快的閱讀經驗累積，讀者將更易親近批評家的言論。或許，這可說批評家為了文學思想所應運而生的成果。原先從書面論戰的形式出發，進而推演出文學座談會的強化，讓深奧的與生活較遠距離的文學活動獲得復興和傳播。由此看來，文學批評要得到蓬勃發展，有時還真的不得不藉助現代性的力量，雖然與現代性接軌必然喪失很多特色，但它也帶來顯著的影響力。直到現在，我們似乎還不能有效地化解這個矛盾，或者說正因為我們享受著現代性的潤澤，所以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自拔，根本無所謂其負面的甜美後果了，而且自始至終我們就生活在甜美與苦澀的現代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