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作家的願望

有時我們不得不認為閱讀這種行為本身總是帶著意外的驚奇，當我們原本只是為了消磨時間，不具任何功利目的展開閱讀，讀到中途卻出現峰迴路轉，再經此指引，進而回到歷史話語的現場，閱讀的身分亦受到改變，從讀者的身分成為歷史的探勘者，而愈往下挖就愈覺得興趣盎然。我在《昭和大雜誌：戰後篇》中，讀到了這段泛黃的記錄。其中，這冊雜誌收錄了日本文人作家的問卷調查，歷史指向二次大戰後的1947年。那時日本知識人的言論尺度，必須通過由美國占領軍主導下的書報審查制度，許多不利於統治當局和衝撞社會體制的言論，有違反善良風俗的文字，自然要遭到刪除而無法面向讀者。所以從這角度來看，這些尤其在因戰敗陰影尚未遠去之時，他們對於該時代的感言或者展望，就更值得成為有用的文本，它不僅我們開啟了問題意識，還促成我們探討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何謂時代精神的路標？何謂愛國主義的先聲？何謂向絕望的拯救？

依照來稿順序，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率先提出其挽救社會的方法，他說「政府應當以積極重建社會為優先，讓較未受到戰火波及的地區恢復正常運作，盡量雇請30歲左右的壯年工作，給予他們具體的勞動目標……」。以中篇小說《蒼氓》獲得芥川獎的作家石川達三，則著重於愛國心的重新喚醒，他憂心忡忡表示，「自從（日本）戰敗以後，愛國精神已蕩然無存了，這種情形若不改變，日本自身將淪為殖民地。我所說的愛國心，是指熱愛自己的國家，而非只為固守國家而已，更不是仇視外國，而是以建設國家為榮。因為在我看來，日本若不重振起來，或許昭和22（1947）年，真的要成為亡國之年。我為此憂心不已。」然而，在東京大學擔任法文系副教授的渡邊一夫原本為左派學者和反對天皇制度，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即是其門生，他藉由這個機會向日本天皇和疲憊的社會投以諷喻的措辭。他說，「我期盼那些惡意弄髒環境的紳士和淑女愈來愈少；我不知道戰爭期間天皇的想法，衷心期待日本就像天皇在廣播（玉音放送）中一樣，變成一個愛好和平富有人性的國家；遇到寒冷時節，有燃料取暖；不要經常跳電停電……。」這番話聽在愛國主義者耳裡，想必很不是滋味。

在日朝鮮作家張赫宙提出了兩個願望。首先，他期許文壇要有新的作為，基於文學創作理念的振興，他認為意識僵固的寫實主義小說毫無創新，日本作家應當創作出符合日本戰後新生的作品，他並期待超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潮為這沉悶的文壇帶來新氣象。其次，他希望通貨膨脹的問題盡快獲得解決，罷工風波平息下來，社會早日恢復穩定。畫家津田青楓直抒胸臆，說出他懇切的希冀，他說，「政府能夠配給白米二合五勺，這樣一來，他就不必辛苦採購食物，使搭乘火車成為樂事，自由地前往東京。此外，我祈望不再有罷工事件，亦可理解勞工團結尋求生活安定的想法，但這社會還有許多不得溫飽的人。勞工朋友們，你們就克制忍耐一些吧。日本國民應當團結起來共同克服這些困難。

以青春小說《青色山脈》聞名的作家石坂洋次郎，對於這困頓的年代提出他的期盼。他說，「我希望今後日本的小說能夠走進外國讀者的視野裡，如同學習支那的新生活運動那樣，不能只依靠政治組織的革新，我們要從日常生活的習俗中，帶來強而有力的變革。」相較於上述的呼籲，京都大學英文系教授石田憲次的看法，則簡單扼要，提出兩點訴求。其一，盡快解除食糧危機。其二、與美國簽署和平條約。作家丹羽文雄則坦露小市民的心聲，他表示「希望搭乘火車不是受苦之事。日前，他搭乘火車從大垣到東京足足站了十個鐘頭，都沒能睡上一覺。他好不容物來到山陰地區放空腦袋，卻什麼事情也做不成。而無賴派健將太宰治的感言最短，短得令人驚愕，這似乎反映出其頹唐消極的性格。他說「無論做什麼事情，我都一事無成」。與太宰治齊名的作家織田作之助則關注在日本文學的議題上，他認為「自明治時代以來，在日本文學作品或論述，它們已然成為經典和權威，但這是否有助於日本文學的發展尚未可知，希望這些不可撼動的現象，於翌年都能得到明確的方向。我們身為作家的確應當勇於對它們提出質疑。進言之，我們更要努力創作出絲毫不受它們影響的鬼子般的作品來。」

閱讀上述文人作家等的祝願，以及理解他們對於日本1947年的展望之外，在這場經歷中我們作為他者似乎並沒有徒勞以終，或多或少得到某種歷史相似論的啟示，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啟示作為探究歷史的起點，從泛舊發霉的故紙堆中整裝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