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齋----尾崎秀樹（下）

說到尾崎秀樹的成長背景，必須提及他於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經歷，這有助於我們進而了解其文學生涯，以及他們父子對臺灣的歷史情感。父親尾崎秀真是一名漢學家，年輕時期有志從事醫務工作，但最後卻走向了筆耕的道路。1901年，尾崎秀真前往臺灣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兼漢文版主筆。1922年，他自《臺灣日日新報》離職，轉任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直至1929年。1933年，他出版了《臺灣史料集成---臺灣文化三百年》，接著，1935年出版了《臺灣文化史說》，在臺灣生活長達四十餘年，直到二戰結束後，返回日本母國。尾崎秀樹1928年在臺灣出生，某種程度上受其父親的影響，家中的兄弟們，除了他考上臺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之外，其他的弟兄都就讀文科學系。然而，他念醫到半途放棄了，轉而投入寫作的世界，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隨同父母返回日本。

據尾崎秀樹回憶，他們家裡閱讀風氣很盛，因此，他從孩童時期就與書籍打交道了。他的父親熱衷於漢學探研，其同父異母的兄長尾崎秀實（注：1901-1944：1928年11月至1932年2月，擔任《朝日新聞》上海特派員，其間，結織不少中國的左翼文化人士，後來因被捲入德國人佐爾格的間諜案，返回日本期間，遭到日本軍部逮捕，1944年11月，將尾崎秀實等人祕密絞死。）是個不折不扣的讀書狂，而且是自主性的閱讀。在這家庭的讀書氣氛中，尾崎秀樹自然而然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從那之後，一般書籍已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便開始苦心蒐求奇書珍本了。據他所知，當時日本本土就不乏這樣的蒐書狂，有些蒐書狂還專程來到殖民地臺灣與同好聯繫，相互交換藏書。這些同好蒐集的範圍很多。例如，電影播映場次表、電影海報等等，無論如何就是非得手不可。在購買方面，單行本必須是新書，而且印量稀少，並講究初版、裝幀和整全的書腰。總而言之，他們對於書籍的要求嚴格之至。

然而，他自承可能年紀漸大的緣故，後來他對於奇珍孤本的熱情逐漸消退了，或者有了嶄新的體悟。他認為，書籍並非用來珍藏或擁書自豪的，而是寫作書稿必要的工具，有些時候，甚至只是潛藏在某處應時填補空虛心靈之用，一種摸不著邊際的虛幻之感。他之所有這樣的感悟或創傷，可能來自於二戰後他們像多數日本人必須舉家撤離臺灣時的苦澀經驗有關。在他印象中，日本住民準備撤離臺灣之前，有些惡意的中國人就闖入日本人的家裡，大肆將書籍全搬到外面，然後將之堆疊起來，點了火把它們燒了。此時，日本人不敢阻止，只能默而立看著翻弄騰升的火焰。毋庸置疑的，尾崎秀樹苦心蒐集的書籍，也在這火刑之中。或許可以這麼說，他產生另類的書籍的無常觀，是基於這樣的事實根據：無論你多麼珍愛的書籍，遇到戰爭動亂或地震災害，它們全成了摧毀的對象，有的被烈火燒毀成灰，有的被壓埋在土層泥塊下。

除此之外，尾崎秀樹有過三度愛書盡失而全數歸零的經驗。其一、他因患病療養期間，生活極為拮据，只好賣掉書籍解危。其二、搬家之時急需諸多費用，再怎麼無奈也不得不把愛書割捨出去。或許，對於愛書成痴的人而言，由於一時經濟困境，賣掉珍愛的書籍，日後想必是被痛苦所纏繞的。畢竟，書籍的持有者對於每本書都有其情感和回憶，如今在書主求助無門的情況下，捨棄這些曾經與之相伴的書籍，無可避免地籠罩另類的心理暗影。不過，尾崎秀樹作為職業的文藝評論家，終究得克服這個難題。他每天必須大量閱讀，為順利推展寫作計畫進行鋪墊基礎，更要講究效率和創見。平日勤奮閱讀，寫稿之時就能健筆如新，較為輕鬆地把它寫成評論，或運用在其他的文類題裁上，不致於陷入苦思不轉的境地。

在閱讀層面上，尾崎秀樹看得很廣，但仍然很注重評論的專業性，必須強化自己的領域。他主要著眼於大眾文學的研究，因此，從村上浪六、吉川英治、司馬遼太郎等著名作家，包括始至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大眾作家的作品，他都得通讀一遍。然而，有時候約稿的範圍很大，從中國問題、到日本風俗民情、漫畫評介等等，為了有效解決這些雜學般的約稿，他就得購進大批的雜書。這樣一來，一般書店和圖書館顯然不足以應付。相對地，閱讀的需求量愈大，就必支付或投資更多的費用，這幾乎成了以著述維生的作家每日直面的嚴肅課題。當然，有些私人的藏書文庫（文化評論家大宅壯一文庫）仍可借閱，終究是少數案例。換個說法，每個作家的書齋之所以日益膨脹氾濫起來，這似乎是因於不可迴避的宿命，一種有其正當性的自得其樂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