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戰敗自由（1）

擁抱戰敗自由（1）

就考察日本文學發展史的研究者而言，相關史料及其研究論著，可謂非常豐富，甚至多到眼花撩亂的地步，面對這種由龐大資料構成的絕對優勢，對於功力不夠紮實深厚，缺乏史識和洞見的雙重支撐，卻又想以文表述的人，他們能夠完成的範疇極為有限。論者最穩當而安全的策略在於，要不遵循既有權威的論述，要不就依照定版的教科書做簡單複述。這種做法為自己開啟方便之門，卻也不得不留下平凡乏味的印記。鑑於類似前者的經驗，所幸我不夠資格為學界中人，而不具備這種身份規範，反而讓我得以避開這種範式，完全依照自由的意志，任我盡情地發揮，我也將在這樣的論述中，可能進而建構出有別於學院派的觀點，為讀者提供不同的面向，但同樣要打上作家的印痕。

關於二次大戰後日本文學發展的論述文本，依我的閱讀經驗，我較為傾向於親歷者的說法，以此為基點出發，特別是長期以來在這方面深耕有建樹的論者回憶評述。因為他們有著與時代脈動的共感經驗，具體而微的真實，往往超越歷史教科書的範例。著名文學評論家中村光夫（1911-1988）對於日本戰後文學的回憶與點評，在某種程度上，為我促發寫作和啟迪的契機。

中村光夫在其《明治．大正．昭和》（新潮選書，1972）一書中提及，二戰甫結束後，日本戰敗這個嚴峻事實帶給作家和知識人的精神衝擊。首先，他們直面整個東京破敗的景象，物資十分匱乏，生活極度艱困，除了家境優渥的人外，閱讀幾乎是難得的奢侈行為。進一步地說，所有日本人都處於這樣的物質困境中，努力拚鬥地生存下去。然而，歷史命運有時並不願摘下神祕面紗，故意向受其困境裡的人，投予詭譎的問題，似乎藉此機會要那些善於深思自省的作家提出答案來。以中村光夫的親歷為例，當年，他目睹到日本慘敗的人間苦相，卻也在這種極度的狀態中，深切體會或發現到隱含在歷史深處新的側面。乍看下，這個側面並不提供現成答案，不直接呈顯哲學式的追問，正因為他經歷過不同的時代，使他得以拿前後政治體制的相異，在比較的基礎上，得出顯著的感受來。對此強烈反差的情境，中村形容得很有意思。他說，戰爭突然結束，意謂著這樣的事實，迄今為止來自日本國家體制的權力，其以發動戰爭為由所伴隨的加諸在人民身上的壓迫、一種稱之為合法的任務，亦將隨之土崩瓦解了。依照他當時的處境，他的確為這種壓迫性的解放感到慶幸和寬慰。我想，不止中村覺得欣慰興奮，所有崇尚自由的人，厭惡以國家機器藉機宰制思想文化的反對者，毋寧說，無不欣喜地擁抱日本的戰敗，儘管戰後初期作家要表述這種心情，仍然必須善用修辭的語法。不過，深受此語言文化傳統浸淫的日本人，似乎不需要和盤托出，都能神妙地理解這種多重轉折的涵意。

簡要地說，隨著日本的戰敗由美國為首的占領軍，進而合法接管日本，開始了化敵為友建立政治同盟的序幕。或許至今為止，在反美的左派（偽左）人士看來，依然嚴厲地批判美國將近六年時間對日本的占領統治，將它視為這無異於日本民族的奇恥大辱。然而，這種類似隔岸觀火的批評，終究無法扭轉當時的現狀。對於身歷其境的人，他們提出與此不同的見解，反倒可以意味十足地上升到政治哲學的經典問題，要大家參與這個歷史困境的思考。中村指出，毋庸置疑，美國正式托管戰敗後的日本，必然帶來嶄新的「壓迫」。但是他同時認為，與二戰之前的政治體制相比，與其說這是由美國軍政主導下的壓迫，毋寧說它亦給日本知識人帶來具體的「解放」，一種新時代的自由氛圍，就這樣奔湧至他們的面前。之前，日本作家在戰爭體制下，其言論文字受到日本軍部嚴格管控，精神思想在其壓迫威脅下，改以隱匿回避的方式另謀活路。然而，進入美軍的管轄之下，日本作家視為痛苦源頭的壓迫戛然而止了。作家想寫什麼題材都行，幾乎不再受到限制，美國這突然降臨日本國土的自由，一舉驅散了日本戰前專制壓迫的迷霧。而正是這個交雜矛盾情結的時代之風，讓日本作家深切地感到戰後社會的到來，雖然他們有時懷疑眼前所見的是否屬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