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戰敗自由(3)

擁抱戰敗自由（3）

正如前述，日本經歷美國占領軍的實質托管之後，在文學表現上，言論尺度空間上，的確來得寬鬆自由，社會地位也提升不少，這比起前世代的作家，有著時代賦予的幸運色彩。在二戰以前，由國家和社會所強力形成的價值觀，把作家擺在社會邊緣的位置上，或者被排除的局外人。因為在當時的軍人、官員及其企業家看來，作家對於國家根本沒什麼助益，無疑是多餘的人，他們甚至公開點名批評作家的無所作為，反而只會傷害國民的道德觀念。而這樣的時代格局，都反映在本國國語教科書上。當時，學校的國語教科書，並未選錄現代作家的作品，明顯偏重編選當時著名的作家----幸田露伴和尾崎紅葉的文章。自然主義的領軍人物島崎藤村，其作品在教科書上亮相，也是罕見的例證。進言之，只有獲得高度定評和名聲鼎盛的作家，才可能享受教科書上的榮光。不止如此，小說這種類別很快被逐出了教育的領域。因此，在這種狀態下，作家要消解精神苦悶和壓力，似乎就得更謹小慎微了，進行一種不辯自明的自我審查。相反地，若逆勢而為，作家本身很可能被視為危險的思想，整個社會便予以抵制，輕蔑他們的文學成果。然而，每個時代有其光明與黑暗，譬如明治時期的日本作家都很窮困，而無法逃離貧窮的糾纏意味著面臨更多的磨難。

二戰結束以後，這種情況和作家身份大為改觀了。或者稍具諷刺地說，有些作家小說寫得精妙，即能逆轉自己的社會地位，從原先社會的邊緣走向核心，得以暢談人性與社會變遷的見解。在民眾的心目中，他們躍升為社會良知的典範，成為被仰慕的對象。或許讀者心生疑問，為何這觀念史般的改變如此巨大，很大原因在於，西方式的思惟滲透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裡。例如，日本傳統觀念中的「家」（大家庭），在現代生活的衝擊下幾乎已然瓦解了。在那以之後，更多出現的是核心家庭，以夫妻為單位的小家庭。他們追求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很自然就催生出個人主義的想法，作家的重要性因此提高，在那種社會氛圍中，民眾開始崇尚文學藝術的成就。就這情勢條件而言，二戰後的日本作家可謂時來運轉，「文學」不再是無用之物，而成為高尚的職業受到社會群體的認同。

在此，突顯日本作家於二戰後社會地位的提升，並非表示他們不需克服伴隨而來的問題，以及應有的矛盾。首先，在文學內涵和精神上，他們較缺乏先行者作家的純真本性，較沒能體現出價值理性的色彩，文學作品朝向世俗化急速前進，陷入思想淺薄的困境，陷入以文換錢的生產境況，這使文學本身的理想性受到質疑，亦是研究者用來考察其文學價值上升或下降的基準。

必須指出，文學評論家正宗白鳥，在昭和初年，撰寫「點評文壇人物」一文，其批評觀點可說極為精到。那個時期，恰巧為「圓本（壹圓書）」蔚為風潮，用現今的出版行話，它們是文學全集的開端。換言之，明治．大正時期的經典作品，正式進入了中產階級的閱讀視野，受眾並藉此機遇重新回顧那個時代的精神思想。正宗白鳥正是閱讀全集的文章，深有感觸而寫就這篇文章的。他在文中說，明治時期的作家多半都很短命，幾乎來不及累積各種人生經驗，即走向了人生終點。有的四十歲即死亡，有的作家只活到二十歲。以尾崎紅葉為例，他只活了三十六歲，算是早逝的作家。國木田獨步也很早死。為什麼他們英年早逝呢？究其原因，貧窮為主要原因，有的作家原本生活困難，又沒能得到穩定的物資來源，早逝成了他們必然的生命終點。乍看下，這裡似乎存在著悖論：短命的作家因其生活困苦，受盡物質匱乏的折磨，所以其精神品質來得卓絕高遠？相對於生活優渥的作家（例如白樺派作家們），又有長命基因的庇佑，其文學品質就容易滑向庸常的深淵？這種說法，當然並非定論。但是有個特質，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任何時代的短命作家，無論貧窮和疾病如何消磨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內心多半為寫作的使命感所充滿，並帶著這樣的自豪辛勤地筆耕。以這樣的精神姿態寫作，必然顯現其生命特質的印記，包括他們所處時代的氣息。在此，我們不妨用形而上學的說法，他們與磨難搏鬥不屈的精神性，既光耀並激勵了那個時代的生命。